2011年9月30日 星期五

我們怎樣被洗腦?——專訪牛津大學研究員凱瑟琳·泰勒

文/ 沈達明

二十世紀後,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少得可憐。但是有一個橫越心理學、生理學、社會學、政治學的名詞,被全世界廣泛使用。它起源於中國,發揚於西方,而又「出口轉內銷」,應用於中國。這個詞就是我們常說的「洗腦」。

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(韓戰)中,聯合國部隊驚異的發現,有些被共產黨俘虜的士兵,突然信仰了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,竟紛紛詆毀自己的祖國。一個中國人私下說,這是因為共產黨的「思想改造」給戰俘洗腦了。美國記者愛德華·亨特(Edward Hunter)聽到後,將這兩個中國字翻譯成了英文。

經他翻譯和解釋之後,美國社會喜歡上了洗腦(brainwash)這個非常形象的詞語。在美國人眼中,不僅共產主義的政治宣傳是洗腦,資本主義的商業廣告也是一種洗腦。《紐約客》雜誌還刊登過丈夫被妻子洗腦、孩子被父母洗腦的漫畫。

1961年,美國精神病學家羅伯特·立富頓(Robert Jay Lifton)出版著作《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:中國的洗腦研究》(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: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) ,正式為洗腦下了一個強有力的科學定義。

他專程來到香港,採訪被中共釋放的戰俘和傳教士,並在書中用實例詳細分析了洗腦的方式、意義和影響。從此,洗腦一詞從街頭巷尾的調侃,正式步入學術殿堂。後來,洗腦一詞又從英文翻譯回了中文,在中國社會開始流傳開來,不過人們對洗腦只限於字面的熟悉。

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:「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。」這正是洗腦一個重要方式——重複。去年年底,央視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財經大學演講時,當着數百學生的面,脫口而出「三年自然災害時期」。也許他知道這三年沒有嚴重的自然災害,也許他知道三年的大饑荒純屬人禍,也許他這麼說不過是習慣使然。

我們從小到大反覆聽到的詞彙,領導說,老師說,父母說,你也說,他也說,慢慢地,習慣成為自然,最後人禍變天災,「自然災害」一詞深入人心,成了真理,顛倒了黑白是非。即使真相大白後,我們被洗腦的思維仍然很難扭轉過來。

擁有話語權的個人或團體掩蓋和扭曲歷史事實,人為灌輸的意識形態便悄然深埋進我們的潛意識,隨之改變我們的價值判斷。這種典型的洗腦,往往最先從語言灌輸起步。

2004年,牛津大學的凱瑟琳·泰勒出版了《洗腦:思想控制的科學》(Brainwashing: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),詳解了洗腦的科學原理。她認為,人類大腦推理和認知的神經科學(neutroscience),證明了思想是變動不居的。而生理學可以解釋,某些存有通順的神經軌道的大腦,對於新的信息和創造性刺激易受到影響。這就是為什麼,當同樣的教條語言(如「三年自然災害」、「資產階級反動派」等許多不符事實及帶強烈意識形態的詞彙)被有意的、重複不斷的灌入我們大腦,令我們的神經元之間更加暢通,從而影響、動搖和改變我們的感情和信仰。

泰勒博士在接受《陽光時務》專訪時說,今天許多國家的政治洗腦都屬於欺騙型洗腦,不再是暴力型洗腦。欺騙型洗腦的特點就是限制人民自由獲取知識,在一言堂裏只許存在絕對正確的某一學說。在這樣的環境中,我們只有盡可能從不同渠道獲取資訊,培養獨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,認清並警惕洗腦的技巧和手段,才可以保持我們的精神和信仰,抵抗住惡意的洗腦教育。

訪問:

問:被洗腦的人康復以後,洗腦帶來的影響是否還會遺留?
 
答:首先,這要看如何定義洗腦。如果你所說的洗腦,是在好萊塢電影《諜網迷魂》中出現的那種人格改變過程,那麼洗腦的貽害就沒有。但是,如果你說的是發生在韓戰中的洗腦,那就有。這是一種帶來創傷的過程,並且有可能影響一個人很久。據研究,接受過思想改造的美國老兵,在戰爭結束後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。

問:在中國,大多數的學校都會教授傳統思想和愛國主義教育,稱為思想品德課。請問這與羅伯特·立富頓(Robert Jay Lifton)定義的洗腦有什麼區別?

答: 立富頓研究的思想改造,當時發生在青年營、學校這類地方。思想改造是強制高壓的,特別是對待監獄囚犯。像集體自我批評、剝奪睡眠、肉體虐待等等手段應用到了極致,說是教育,其實更像是心理折磨。並不是說一些核心的手段現在有所不同,你會發現很多方式都在被不斷的使用,比如說服一個人要用的多種方式。其實,最大的不同還是程度上。

問:不同的人遇到洗腦,是否會有生理學上的差異?比如 ,有些人的大腦會不會對洗腦更抗拒?抵抗洗腦的 「自由意願」在神經科學上是否具有多樣性?

答:你要知道,現在很難進行試驗性的研究。道德委員會現在不允許了。我們已經有的歷史上的證據顯示,擁有健全的個人信仰的人更抗拒洗腦,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年輕人有極端意識形態引導的行為。當被質疑的信仰和一個人的身份密不可分,改變一個人的信仰是一件很難的事。如果受害者認為:「我不是相信某種東西的某類人」,對這種人洗腦,比起讓一個人相信他從沒接觸過的東西,更加困難。

問:愛國主義宣傳和政治壓迫在中國替代了「思想改造」(可能監獄和勞教所除外)。據你所知,洗腦在中國社會是否仍然存在?如果存在,與幾十年前有什麼不同?

答:還是要說如何定義洗腦。有些核心的方法反覆被使用,來說服他人並改變他人的思想,例如強烈情緒、控制感官輸入和行為輸出、不確定性、重複,以及對受害者生理和社會隔絕。一套說服手段在利用這些方法,從最溫和的談話到極端高壓的洗腦折磨。這些手段仍然存在,儘管名稱可能不同。是否會被推向惡毒的極端洗腦,取決於社會的接受程度,或者說,取決於誰在監控。我不是中國當代社會的專家,但是我懷疑,中國社會類似於其他某些社會,在這類社會中,公眾能夠接受的程度與威權政府私下做的差別很大。

問:你能否簡述一下,FACET反洗腦模式的科學基礎是什麼?

答: FACET(自由,中介,複雜,結果非手段,思考)依靠我們所知關於人腦的幾樣東西。
第一,中介和自由是人類行為非常重要的驅動力。控制感和自我感強烈地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、關係以及我們如何行動。
第二,我們的大腦在根本上很懶惰,或者說有效率:大腦進化後,在處理信息時將氣力最小化。洗腦手段利用了大腦對輸入輸出之間的簡單路徑的欲求。這就是為什麼,那麼多意識形態都有非常容易陳述的核心信仰。不過,當你仔細去看,它們往往複雜得多,甚至毫無意義。我所說的複雜性,某種程度上否定了簡要的陳述。要注意的是,正是在思想改造中,洗腦者試圖去改變教條。長時間的集體自我批評,討論,辯論和說教,重點全都是要摧毀對方意識形態的可信度。但是,當任何一個信仰系統成為某個個人、團體和國家的神聖核心,對該信仰系統的批評往往都會失敗。
第三,我們傾向於把其他人看作為達到某一結果的手段,而非結果本身。所有偉大的宗教,還有一些偉大的哲學,都對這一趨勢發出警告。我把它叫做「他人化」(otherisation),因為它強迫我們把他人看成非我族類,認為他人不同而且不如我們。我在第二本書《殘酷》(Cruelty)裏面詳細地談了這個問題。
最後,回到我剛才說的,尋找從感官輸入到行為輸出最簡單路徑的大腦進程。人類通過思考自己在做什麼,有辦法阻礙這種流動,即使是在習慣性的環境下。你應該知道這樣的現象:你邊彈鋼琴邊去想你的手指在做些什麼,你會搞砸你的表演。這種「停下思考」(stop-and-think)與腦部前額葉皮層功能激活(prefrontal activation)相關,當人們在學習技能之時很高,當技能成為習慣後減少。這個功能既可以用來挑戰行為,也可以用來挑戰信仰。

問:當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政治宣傳和媒體操控的地方,我們怎樣才能防範被政治權力機構洗腦?

答: 第一步要想一想洗腦對他們產生什麼影響。在某種意義上說,一系列想法在違背意願的情況下被他人強加上去。在書中,我討論了兩種洗腦:強迫型的,通過外在暴力的洗腦,和欺騙型洗腦。在嚴禁虐待他人的情況下,後者更常見。
但很明顯,只有在目標沒有發現被改變思想的意圖之前,才起作用。所以,是否能意識到你在被洗腦才是重點。小心交易的陷阱,注意情緒、不確定性和重複是否被利用,因為它們會刺激一個人的反應。這是一種令人去做、令人相信的心理現象,產生出刺激物的反作用。想要消滅別人控制你感官輸入的意圖,就多看看其他的消息源,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。想要減少對意識形態無可挑戰的神聖感,你就嘲笑他們。最重要的是,開發出很好很強大的、清晰的替代信仰,隨時準備做腦力勞動來捍衛它,而且不要一個人試着去做。志同道合的風險承擔者和社會支持最重要。

問:像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,存在排外的愛國主義情緒,比如反美。請問,這是不是洗腦的結果?為什麼?

答:欺騙型的洗腦比暴力強迫型洗腦更多一些。一個明顯的敵人,是嚴禁別人批評你自己的政策,因為你可以把這種批評看作是對組織的背叛——一個存在的威脅,從而令嚴厲的懲罰合理化。

問:在洗腦的科學領域中 ,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?

答:正如我之前所言,你不能洗他人的腦,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學家。我並不是因為要隱藏什麼秘密研究,比如從關塔納摩或其他地方對犯人進行可恥對待得來的。在這些地方,犯人被心理虐待(不光是被美國人,還有其他許多國家都故意模糊調查和虐待之間的界限) ,而是因為沒有知名期刊會發表這種研究。你應該知道,在美國參加調查的心理學家和醫生受到了他們同事的強烈譴責。
雖這麼說,我們仍在研究更多的關於說服的幾個關鍵部分,像情緒如何影響大腦,信仰如何建立並鞏固,信仰和個人身份之前關聯的強度,以及團體的重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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